自始皇帝一统天下，废分封而行郡县，以利管理之要，发展之便，依山川形便风俗文化而制三十六郡。每郡设一郡守，统筹全郡之事务。自秦以降，及至汉唐，郡县划分虽时有变化，总归以利于发展，便于管理为其要务。而为防地方势大，分裂中央，故而行‘三权分置’以治之。三权者，政、财、军也。政者，面积也；军者，人口也；财者，钱粮也，经济也。面积广大，遂生战略，故而有政治；人口众多，兵员充沛，故而能成军；经济富庶，钱粮满溢，故而能养军。所谓政治建军，人口成军，财税养军，使三者俱于一身，时长日久，岂能不生割据之心邪？此三者缺一而不可，有政有财而无军，何以割据？有政有军而无财，何以养兵？有军有财而无政，何以举事？故只需将此三权分置，则地方必无患矣。而若使三权合一，则地方必生乱矣。古往今来，莫不如是。秦汉之际，设郡守、郡丞、郡尉、郡监，以郡守总领一郡之政务，使郡丞辅之，掌一郡之财税；以郡尉领军，掌一郡之兵马；于三权分置之外，再设一郡监，司一郡之监察。郡尉独立于郡守，直属于中央，听命于皇帝，非皇帝之虎符无以调动。及至东汉末年，黄巾作乱，中央政府无力平乱，只得放权于地方之州牧，使其总揽一州数郡之政务、财税，并有私募兵勇而成军之权。故而黄巾既灭，诸侯并起，地方割据，遂成定局，中央朝堂，回天乏力，终使三国鼎立，曹魏代汉。然终汉一朝，文武并重，文昌武盛，虽亡亦是以强者之姿而亡。及至隋唐，太宗当朝，于贞观年间，依山川形势、交通便利、大区域协同发展之要而将天下分为十道。各道置监察使，或称按察使、或采访使、或黜置使、或观察使、或防御使，总之司监察之职，而非行政之权。行政之权，仍归于州。有唐之时，尚武之风已达巅峰，男皇女帝，所思所虑者，唯开疆拓土耳。是以民风彪悍，开放自信。遂以州之刺史统领一州之政、财、军三权，未尝分之。而唐朝疆域广大，州数众多，虽以刺史之身，兼政、财、军三权，但州郡之兵，不足为虑。大唐之精锐野战部队，尽皆屯于边境，长年在外征战，于内并无动乱发生。及至玄宗，自信过头，过于放纵地方。因边境战事之需，而并数州为一藩镇，废战时委任一道行军大总管之制，而常设节度使，并使其总领数州之政务、财税、军权。而后再浪一步，使一人身兼三镇、四镇之节度使，遂使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藩镇节度使。麾下野战部队近二十万，并三镇政务、财税之权，岂有不反之理？安史之乱既平，而藩镇割据之势已成。李唐中央，回天乏力。遂至唐末乱世，藩镇混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以宋立。然终唐之朝，其文治武功，已登巅峰；而后诸朝，未有能及者。尚武之风，文化之兴，经济之盛，遂使长安之名，远播四海；海外华人，俱称唐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至于有宋，宋太祖以陈桥兵变之鉴，遂行杯酒释兵权之策。开重文抑武之先河，使文官节制武将。在‘三权分置’的基础上，再加一道‘重文抑武’的锁链。是以有宋之朝，武德不兴；备受欺凌，屡有败兵；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金兵有狼牙棒，而宋人有天灵盖是也。宋朝之区划，仍是以山川形便、经济发展之要而划。故而经济得以有极大发展，百姓颇为富庶。有宋之朝，经济冠绝世界。然重文抑武之策，虽使内部再无动乱之忧，却亦使外部常受兵败之辱。盖因重文抑武，文官节制武将，必使军队失去血性，而人民亦失尚武之风，反抗之志，成为温顺乖巧之绵羊。面对虎狼之敌，焉有不败之理？遂屈服于蒙元铁蹄之下。蒙元代宋，以少数而统临多数，自黄帝以降，华夏历史，头部次也。有宋之前，周秦汉唐四朝之灭，东周之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秦国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秦末之楚汉争霸，汉末之三国鼎立，魏晋南北朝，终结于隋唐；唐末之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终结于宋。虽是王朝更迭，皇帝轮流，然天下始终是华夏人之天下，未尝闻外人染指。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是也。因何之故？因尚武精神也。尚武之精神存，则无论朝堂重臣，亦或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军中将士，亦或是贩夫走卒；人人俱有血性，个个俱有争心。故而王朝末年之乱世，必是英豪并起，群雄逐鹿；诸侯混战，拉锯日久。然天下终究会回到自家英雄之手，而无有外人染指之机。且夫各路诸侯在混战之时，也不忘提防外敌之入侵。正所谓兄弟阎于墙，而外御其侮是也。春秋混战之时，齐桓公振臂高呼‘尊王攘夷’，遂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击退戎狄；秦赵长平国运大决，李牧依然握有数万骑兵，北防匈奴，未尝南下；秦末乱世，九原秦军三十万，南越秦军五十万，皆未回师戡乱，盖因守卫疆土重于内战。章邯所率者，骊山刑徒也。故而攘外必先安内之语，人所不齿也。汉末唐末之乱世，各路英雄尽皆豪杰，个个骁勇善战，血气方刚，外敌未有敢来送死者。有唐之时，虽乃文坛巨擘，亦是腰挎宝剑，胸怀上阵杀敌之志。李太白既是豪饮泼墨‘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仙，亦是‘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大唐第二剑客。随后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对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即使女流宦官，亦是铿锵如斯。‘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是何等的霸气。而高力士以宦官之身，立下赫赫军功，官拜骠骑大将军，岂不令后世腐儒之辈汗颜。如此之国，如此之民，岂有为外人统御之理？自宋以降，推行重文抑武之策，尚武之风渐失。故而蒙元代宋，大明代元，满清代明，民国代清；朝代之更迭，王朝之覆灭，皆在顷刻间也。无有旷日持久之拉锯。盖因尚武精神一失，民间便无力量，故而王朝之覆灭，只在灭其中央也。朝堂一灭，其国便亡，其民自会乖乖归顺，无有反抗之意。且夫自宋以降，一改周秦汉唐，君王与天下人共天下之格局，使天下成为一家一姓之天下，而非天下人之天下。天下既非天下人之天下，则天下之兴衰，王朝之更迭，又与天下人何干？天下人自是熟视无睹，呆若木鸡，又怎会痛心疾首，扼腕叹息。又怎能寄希望于天下人奋起反击，寄希望于学医救得了中国人呢？天下恒乃‘吃人’之天下，则天下人恒为‘被吃者’，又何必在意‘吃人者’之更迭变换呢？于己有何荣焉？于己有何耻焉？天下之兴，既与匹夫无干；则天下之亡，匹夫何以有责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于周秦汉唐之际，乃‘君像君，臣便像臣；君不像君，臣便不臣’之权利义务对等关系；自宋以降，遂被曲解为‘君恒为君，臣恒为臣’‘雷霆雨露，莫非君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之‘封建愚忠关系’，君者恒有无限之权，而臣民唯具无限之责也。又怎能怪天下人不以天下为己任呢？！ 唯有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使人民成为天下的主人，方能使天下人与天下同荣辱，共进退；同呼吸，共命运。家国方能一体，国家方能振兴。尚武之精神亡，则于外必受败军之辱，外受败辱则内生沮丧，必失自信之心；自信既失，则包容不存；包容不存，则开放必止。必生狭隘与偏激之心，保守与循旧之意；必兴因循守旧闭关锁国之风。其国其民不再‘往前看’，集体‘向后转’；不再‘往外打’，转而‘向内卷’。转向老旧书堆、昔日荣光中寻求自信，捡拾尊严，自欺而欺人也。必失‘拓荒四海’之心，而生‘奴役万民’之意也，必量吾国之物力，而讨予国之欢心也！则科学之精神何存？国家之进步又焉在？ 尚武之精神亡，则必生胆怯与自卑之心，必失勇敢与刚强之志。于内则必骄而横，于外则必屈膝而投降也。所谓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而懦者愤怒，拔刀向更弱者是也。观吾华夏之史，则周秦汉唐四朝居于上，而宋元明清四朝居于下也。此盖因尚武精神之偏废也。然尚武精神之废，并未使王朝延寿几许，甚或不如前朝矣。盖知重文抑武以延国祚之说，大伪虚妄之言，文人矫作之辞也。然重文抑武王朝之死法，则足为后人耻笑千年也；王朝覆灭之际文臣之行径，亦足以‘彪炳史册’‘传之万代’也。蒙元之际，以少数而统临多数，所思所虑者，疲民弱民也；所忧所惧者，发展过快也。惟有民疲民弱，民生凋敝；民穷民困，发展迟滞，方能延少数人统治之寿。故而在‘三权分置’之外，‘重文抑武’之上，再加一‘犬牙交错’之行政划分，以迟滞地方之发展也。三道锁链，俱施于身，纵有千斤之力，又能有何作为？然元朝立国不足百年便远遁漠北，不正应‘犬牙交错，疲民弱民’之可笑无知乎？及至元灭，明代元立，将‘三权分置’稍作修改，设承宣布政使，掌一省之财税、民政；设提刑按察使，掌一省之刑名；设都指挥使，掌一省之兵马。即将一省之政务，分为‘民事之政’与‘刑名之政’‘公权之政’。而使布政使于财税之外，兼管民事之政，以利经济之发展；使按察使专掌刑名之政、公权之政；都指挥使专掌军事，此亦乃‘三权分置’也。然‘重文抑武’、‘犬牙交错”之制，并无更改。故而终明一朝，虽有重振华夏之雄心，亦是有心而无力也。及至明末，满清入关，仅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因八旗之神勇乎？非也，盖因天下之人尽皆绵羊、懦夫也。一万万人齐卸甲，竟无一人是男儿。因何之故？盖睾卵之形虽存乎于身，然尚武之心、反抗之志、血性之气早已被阉割殆尽矣。明末朝堂之上，夸夸其谈、口若悬河、结党纷争、勾心斗角之东林清流，临敌之时，虽身有睾卵，其亦与宦官何异哉？甚或不如竖宦魏阉矣。宋、明之灭，亡于何？亡于文人相轻、勾心斗角之党争也。置国家、民族之尊严、性命于不顾，而只图权位虚荣，醉心于党同伐异。无勇，无良，诚无耻也！清流文人党争之祸，岂不更甚于武将也！若人固有一死，而国恒有一灭，则宁叫武将祸乱、血流成河而亡于内，不可文人卖国、屈膝投降而事于外也。及至清末，英法联军，以区区四千人之众，而入堂堂四亿人之都，自人类有史以来，未尝闻也。遂使华夏以东亚病夫之名，而载世界历史之册，旷古未有之耻辱也。国力、民力，国之精神，民之精神，一锁尚犹可，三锁岂堪负？

　　治河论中国乃十四亿人口之大国，欲使十四亿人同温饱，共富裕，何其难也。观乎世界之史，无有先例。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之霸主，集世界人之利而养三亿人之众，亦已是赤字累累。况十四亿人乎？故可知，金融业、服务业绝非中国立国之本。无它，盖因即使以金融霸权抽世界人之血，亦不足以使十四亿人同富贵。故知，中国温饱富裕之要，唯在工业尔。唯有工业足以养活、富裕如此数量之人口。而农业与金融业、服务业皆无能为力。故中国之发展，工业必为基石也，而金融业、服务业俱为辅佐尔。以中国十四亿人口计，则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容纳之人口，至多两亿尔；而农业消纳之人口，至多四亿尔；而余之八亿人，皆当以工业为安身立命之本。而欲使八亿人有工作之场所，则必须有一广阔大平原作一大工业经济区。盖因山区之地，崎岖难行，工业之大发展必受地利之限而货物流通亦多不便。而当今世界工业之发展趋势，产业链越来越长，越分越细，全产业链所需之平整土地、工业人口亦越来越多。流水式、程序化之工作故可由机械来辅助，但灵活琐碎之工作亦需有大量人工来完成，长远来看，世界依然是人的世界，而非机器的世界，人是大地的代治者，而非机器。工业人口依然是全产业链必需之条件。而当今世界之市场竞争，愈来愈呈现出强者通吃之局面，企业愈大愈强，愈有市场竞争力，产业链越全越广，越有投资吸引力。故而大工业区之建设，势在必行。观中国之地形，适宜建此大工业区者，唯大华北平原尔。乃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全境，五省三直辖市。其面积逾四十万平方公里，而其人口近五亿，乃一宽阔平整之大平原。而其未能连为一体者，盖因水运不通也。举凡世界之平原，其水运皆通达，唯中国之华北，水系众多、河流密布，然航运却不通。因何之故，唯因缺水尔。若使华北得水，沟渠满溢，诸河通航，则水利航运之便，其利不可计数也。一者人类之运输方式，其运力之大，成本之低，莫过于水运；二者大工业区之建设，其用水量亦非小，若缺水则无以发展。华北水利之要，皆在使黄河有水也。盖因黄河于数千年间改道无数，决口1590次，大改道26次，故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故而整个华北平原从北到南尽皆黄河故道。若使黄河有水，而后分水入诸条故道，并挖深疏浚之，则整个华北立时成为水网密布之内河航运大平原。黄河千年改道之患，立成华北诸河通航之便。而至于黄河之泥沙，可尽皆拦其于小浪底，而后以大型抽沙船抽采之，以大型运沙船运输之，顺黄河航道而下，经华北之诸条内河水网，运于各地售卖。所得之资，用于华北众航道之疏浚维护。黄河之泥沙，纵不能作为建筑用沙，亦可混合黄土高原之黄土，烧制成砖块使用；纵不能烧制成砖，亦可做填坑垫路之填充物使用，总之不可能一无是处。前之不能利用者，唯因黄河水量过小，而下游航道不通。而若以公路运输之，则运费过于昂贵。若下游水量足够，诸河通航，水路运之，则淤积于小浪底之泥沙必变废为宝。黄河有水之要，在于从长江调水。长江水量之充沛，中国之蕞。盖因长江乃收纳之河，走一路汇入一路的支流，愈往下水愈多。而黄河乃付出之河，走一路流出一路的沟渠，沿途各省皆待黄河之水以解渴；越往下而水越少，故谓之‘母亲河’也。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故正应以长江富余之水而济黄河，以解华北诸省之渴也。而引江济河、南水北调之要，当在上游与中游引水为蕞佳。上游自金沙江引水，沿成都盆地边缘而入渭河，至于黄河；中游自三峡水库引水，以承压水管输水，沿荆襄平原之西侧山体，承压管道，明管输水，三百公里长度，三十米落差，自流而下，直至于丹江口，而后顺南水北调中线干渠自流入于黄河，建设成本与难度并不高。下游不足以调水者，盖上游与中游长江水位多高于黄河，因而可自流调水；而下游，黄河水位高于长江。水利于万物而趋下，不可改也，故而使水逆而上行，非长久之法也。中游调水之法置为妥当。一则距离颇近，仅三百公里。二则三峡水库水量极为充沛，可大量调水。三则三峡水位高于南水北调中线米，不需放弃丹江口水库之水位，可直接将出水口设于中线渠首，直冲入中线干渠。而后自流至郑州，汇入黄河。而黄河下游河道早已是‘地上悬河’，故只需在沿河各段开数个分水口，引水入黄河诸条故道、及华北众多河渠，稍加疏浚，则华北之水利航运可复兴矣。故整个大华北平原之水网航道，以黄河干流之地上悬河为中轴，而后向南向北，分流入于淮河水系及海河水系。其向北者，沿黄河向北诸条故道，及海河之众多分支河流，串联河北全境而至于京津；其向东者，于开封开一运河，过菏泽而直抵济宁，入于微山湖与东平湖，挖深两湖并串联之，使成为大调蓄水库，并于此南北分水，北向入京杭大运河北段向北流，南向入京杭大运河南段向南流。如此，方合水利万物而趋下之理。其向东南者，自花园口引一支流而入贾鲁河，汇入淮河，于淮南向南开一运河，通于合肥，入于巢湖，而后经巢湖运渠入于长江。如此，则河、江、淮、海之水运俱通矣。而后再以诸多既有之河渠疏浚之，并新开之运河联通之，务使整个华北大平原上，诸县皆可通航，唯因黄河乃‘地上悬河’，唯因黄河故道之多，唯因华北地势之平坦、人口之众多、河渠之密布，集天时、地利、人合，方可成此水网密布之大平原工业经济区。四十万平方公里之平原土地，合近五亿之工业人口，举凡一县皆可以水运通航，运入原材料，运出工业制成品，其经济之盛将冠绝世界。而工业发展之余，亦不可忘农业乃生存之本。华北既需让出数亿亩耕地，用以发展工业，则必在别处开垦等量之耕地。黄河下游既已不缺水，则黄河中游自可多引黄河之水，而沿黄河几字弯之河套地区，若有充足之水可用，开垦亿亩耕地，当非难事。沿黄河诸条故道分水，并疏浚之，可得九大主干航道。一、京河道 所连通者，黄河北故道。流经：郑州、新乡、安阳、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北京。二、河津道 所连通者，漳卫河系。流经：郑州、新乡、濮阳、临清、德州、沧州、天津。三、河山道 沿黄河现河道。流经：郑州、开封、聊城、济南、滨州、东营。四、河淮道 所连通者，黄河南故道，以及菏泽--济宁运河。流经：郑州、开封、商丘/菏泽济宁微山湖、徐州、新沂、连云港。五、河江东道 所连通者，京杭大运河南段。流经：郑州、开封、徐州、宿迁、淮安、扬州、南京、上海。六、河江南道 所连通者，贾鲁河、沙颍河、淮河、淮南--合肥运河。流经：郑州、周口、阜阳、淮南、合肥、巢湖、芜湖、南京、上海。七、河江西道（河汉道） 所连通者，自郑州至南阳，沿途诸河道，及新开运河也。流经：郑州---顺贾鲁河而下---中牟---开一运河逆流而上---新郑---顺双洎河而下---长葛---顺清潩河而下---许昌---自许昌向南开运河过颍河而至于沙河---逆沙河而上---白龟山水库---自方城垭口向南北开两运河，北运河注入白龟山水库，自北运河逆流而上---方城垭口---顺南运河而下---南阳北---顺白河而下---襄阳---顺汉江而下---荆门沙洋县---自江汉运河逆流而上---荆州---自长江逆流而上---宜昌、三峡、重庆、成都。 或自汉水顺流而下直达武汉。此乃连通黄河与长江蕞便捷之航道，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之船只可由此航道北上京师。八、河陕道 所连通者，渭河。流经：西安、渭南、潼关、三门峡、洛阳、郑州。九、河晋道流经：临汾、河津、永济、潼关、洛阳、郑州。而后沿此九条主干航道之两侧，开凿运河，连通海河与淮河流域众多河流、沟渠。华北平原地势平缓，流速缓慢，故而只需少量之水即可保航道之通畅。则每个县都可沿运河水港而建一工业园区，一县一特色集聚产业群。沿途之重镇亦可得航运之便，如此，则华北必兴矣。而水运既畅，则应以山川形便之利而重设区划。使一省之诸市皆处于一水之脉上，一衣带水，彼此相连，协同发展。而受‘犬牙交错’之影响蕞为大者，莫过于江苏、安徽两省。苏南苏北互相看不惯；南京太偏，苏南不服，把南京叫‘徽京’；皖南有意，南京有心，奈何合肥不愿意；合肥与南京争皖南，皖北像是弃儿一般；徐州想带皖北，奈何级别太低，名不正言不顺；徐州又离南京太远，自己过自己的。整个大江南行省的划分，恰似月老乱点了鸳鸯谱，造成各种‘同床异梦’、‘隔岸相思’的‘惨剧’。不如将大江南行省横向切割，以苏南、苏中、皖南、皖中之地，为一江南省，南京为省会。设合肥为计划单列市，建设长江下游经济带，并以南京、苏州、无锡之经济实力带动宣州、徽州之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发展。或可将景德镇亦并入江南。盖因省内若无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之中心城市带动，山清水秀、人文秀美之地，其文化瑰宝、秀美风景无从发展也。以苏北、皖北之地，为一淮海省，以徐州为省会，将商丘东部、枣庄南部之县，划归淮海，以利徐州之发展。将阜阳划归河南，使淮南归于江南，使蚌埠归于淮海。如此则河南南下入海之通道，顺贾鲁河而下，周口、阜阳、淮南、合肥、芜湖、南京、上海，更为便捷也。将濮阳东部之县补给山东。可使天津复归河北省会，虽是名位上降了一分，但于天津以及河北之发展，都是至为有利的，可设石家庄为一计划单列市。可使张家口、承德归于北京，以为京师护卫。此二地皆乃山林秀美之地，唯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归于北京，则其文化旅游产业可依托北京而兴盛，亦有利于京师之护卫。归于河北，则河北无力带动也。如此，整个大华北平原，于河、江、淮、海之间，依托九条主干一级航道，以及众多支线二级航道，及如毛细血管般通达每个县城的毛细三级航道，可建设成为大平原工业经济区。其经济总量将超过西欧平原加波德平原之和。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防洪限制水位海拔145米；黄河郑州段水位海拔不足100米，三峡距郑州700公里，700公里距离，70米落差，则河道比降为万分之一。而淮河泄洪河道比降不过三万分之一，长江下游比降不过三万分之一到五万分之一，远低于此引江济河之比降。故水之自流，颇为顺畅也。且郑州至黄河入海口700公里，河道比降亦为万分之一，与引江济河比降相同；郑州距北京大兴700公里，大兴永定河海拔在30米左右，则自郑州至大兴，河道比降亦为万分之一；郑州距长江芜湖段700公里，长江芜湖段海拔不足10米，比降亦有万分之一；郑州距扬州700公里，扬州河道海拔不足十米，比降亦有万分之一。郑州距连云港距离700公里，则河道比降亦有万分之一。则以郑州为圆心，700公里为半径画一圆，三峡、武汉、芜湖、南京、扬州、连云港、东营、天津、北京俱在圆弧之上。三峡水位海拔175米，郑州黄河海拔不足100米，余下之北京、天津、连云港、扬州、南京、芜湖、武汉之水位海拔均不足30米，故引三峡之水而至郑州，再从郑州分水流向余下诸城，整体河道比降俱为万分之一也。三峡汛期需降至防洪限制水位145米，则正常月份引三峡之水，而防汛月份引丹江口水库之水，二库并调。长江三峡段年径流量4000亿立方米，按五分之一的比例，调800亿立方米足矣。长江入海口年径流量10000亿立方米，则其自三峡以下尚有6000亿立方米汇入，长江乃吸纳之江，走一路汇一路的支流，越往下水越多，无需担心水量问题。长江上游六条支流：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聚六江之水于三峡，而后引江济河，于黄河下游播为六河：京河道、河津道、河淮道、河江东道、河江南道、河江西道。上应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下顺地势，水趋下而利于万物；中合民心，解北方诸省之渴；一聚一散，合于阴阳；引六顺江而播六逆河，亦合于术数。则诸方皆合也。依托三等航道制，而将平原经济区之城市分为三等：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县城）。北京作为首都，人口两千万，为特大城市；上海作为经济中心，人口两千万，为特大城市；天津为河北省会，河北省人口近一亿，依照十分之一的省会人口分布系数，建成一千万人口之大城市；郑州为河南省省会，河南省人口过亿，依照十分之一的省会人口分布系数，建成一千万人口之大城市；济南为山东省省会，山东省人口过亿，依照十分之一的省会人口分布系数，建成一千万人口之大城市；徐州为淮海省省会，淮海省人口近一亿，依照十分之一的省会人口分布系数，建成近千万人口之大城市；南京为江南省省会，江南省人口过亿，依照十分之一的省会人口分布系数，建成一千万人口之大城市。如此，则平原经济区内，共有七座人口千万之大城市，其中北京、上海为人口两千万之特大城市。（当年人均GDP - 上年人均GDP)/上年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城市当年人均GDP增长率-当年国家GDP增长率=人口增长对人均GDP的贡献度。对比十年内一城之人口增长对人均GDP的贡献度，以及十年内此大城市人口增长之速度，制成图表，则可知于一城而言，并非人口愈多，收益愈大。当人口超过一定数量，则再往上增加之人口徒增城市之负担，而其收益甚或为负矣。如北京、上海等拥有特殊地位的特大城市，两千万人口已经是极限，人口再往上增加，其收益甚微矣。而如天津、郑州、济南、南京等大城市，一千万人口已经足够，再往上增加，其收益也将大幅放缓，不如投在其他中等城市身上收益更高。所谓中等城市，乃中心市区人口在两百万上下之城市。沿八条主干一级航道之诸多城市，若其地级市人口在千万上下，则依据十分之二的地级市中心市区人口分布系数，可建成两百万人口之中等城市。若其地级市人口不足千万，而其地利位置颇为便利，或经济颇为发达，亦可支持其建设成两百万人口之中等城市。则沿主干一级航道两侧，其城市之分布：京河道 北京为特大城市，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均为市区人口两百万之中等城市；并鹤壁、濮阳北部入安阳，并濮阳南部入新乡，亦使其建设为中等城市。河津道 天津为大城市，沧州、德州为市区人口两百万之中等城市。河山道 济南为大城市，聊城为中等城市。河淮道 徐州为大城市，而菏泽、商丘、连云港为中等城市。河江东道 上海为特大城市，南京为大城市，苏州、无锡、扬州、淮安为中等城市。河江南道 周口、阜阳、合肥为中等城市。河江西道 武汉为大城市，南阳、襄阳、荆州为中等城市，并漯河入许昌，亦建设为中等城市。河陕道 西安、郑州为大城市，并三门峡入洛阳，亦建设成为中等城市。除此之外其他地级市，可依十分之二的市区人口分布系数建设小城市，而各县可依十分之三的县城人口分布系数建设小县城。则于一省而言，其人口之十分之一居于省会城市，人口之十分之二居于地级市中心市区，人口之十分之三居于各个县城，人口之十分之四居于乡镇与村庄。如此，省会居一，市区居二，县城居三，乡村居四，方为合理之人口分布。二级支线航道与三级毛细航道之开凿，不应死板按照现有之行政层级划分，为小城市开凿二级航道，为小县城开凿三级航道，而应充分考量地利之便、河流之走向，充分利用现有之河道，若一小县城地理位置便利，则应当为其疏浚开通二级支线航道；若一小城市地理位置不便，则只需为其开凿三级毛细航道。总之，二级支线航道与三级毛细航道的开凿疏通务必以顺畅便利为要，因地制宜，不应过多考虑行政之隶属关系。盖因治府之所在，纵观历史，常有变动者，并非一成不变。故应以开放发展之心视之，以发展为要，故而将小城市与小县城同属一类，盖因其差距不大，其界线亦非不可逾越也。《尚书·禹贡》载：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 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 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 桐柏至于陪尾。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 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 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 河，入于海。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 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 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 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 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 东入于海。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 又东过漆沮，入于河。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 于伊，又东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 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 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 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 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 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 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城乡二元论城市发展之要，在于动，唯有常‘持动’，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乡村发展之要，在于静，唯有常‘守静’，才能慢慢积累起财富。城市若不‘持动’，不与时俱进，就会被远远的抛弃在后面；乡村若不‘守静’，来回折腾，财富就会在不断折腾中打水漂。到蕞后发现什么也没得到，只剩下一个个干瘪的腰包。以阴、阳论之，则乡村为阴，城市为阳，阴为阳之本，阳从阴而生。乡村的不断发展，才产生了‘城’和‘市’。阳者气上浮，以持动发展为要；阴者气下沉，以守静积蓄为要。故而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是两盘棋。城市这盘棋要动起来，乡村那盘棋要静下去；一边是喧嚣热闹的城市，一边是安静祥和的乡村。宛若两个世界一般。重城市轻乡村，则财富无以积蓄，尽皆抛散于水，不知其何处去也，亦不知其留下何物也？重乡村轻城市，则科技无以发展，生产技术与生产力无以提高，生产效率止步不前，而日趋落后，不进反退也。城、乡并重，动、静有道。二元论之。以乡村积蓄财富，哺育城市；而以城市之科技发展，反哺乡村。如此，既不‘榨干’乡村以‘奉养’城市而致‘竭泽而渔’‘后劲不足’，亦不‘牺牲’城市以‘休养’乡村而致‘止步不前’‘落后于人’，方可良性循环，持续发展也。城乡二元续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财富自乡村流通汇聚于城市，此世之常情，人之常理，无需政令发会也。而若再以政令强化之，则乡村之积蓄必被榨干也。而乡村被彻底榨干之日，亦乃城市开始崩溃之时。乡村既干，则城市之发展亦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彼时城市与乡村必同归于尽。盖覆巢之下，无有完卵，数千年之中国历史，莫不如是。既知财富必由乡村而吸聚于城市，则政令之要，不可再强化之，正当反其道而行之，以求均衡也。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自当行天道，损其有余而补其不足，反补于乡村。否则，财富尽皆汇聚于城市，不再向乡村流通，如此经济运行之法，又有何益？可维持几时？经济之发展，在于良性循环，而非单向聚集也。《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观天地运行之理，皆乃循环也。地球自转，昼夜更替，若仅有昼而无夜，或仅有夜而无昼，则人类何以生存？地球绕太阳而转，太阳绕银河而转，宇宙星辰，莫不在周而复始之循环运转也。单向运动者，仅流星尔，流星者，消弭之星也。海洋蒸发，成为水汽；飘至陆地，降而为雨；雨水汇聚，遂成河流；百川入海，复蒸发也。于此循环运转之中，水并未减损一滴，而万物俱得其利而生长存活。是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万物无水则死，万物得水而生，然未尝闻水夸己之功，索恩于人。功成而弗骄，治成而弗亢，故曰上善。故知愈无者愈有，愈谦恭者愈高贵。植物生长，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气；人与动物，呼吸作用，吸进氧气而呼出二氧化碳。于此循环运转之中，碳元素与氧元素并未减损一分，而人类、动物、植物俱得其利也。若无有植物，而仅有人与动物，则氧气耗尽之时，人与动物当如何？若无有人与动物，仅有植物，则二氧化碳耗尽之时，植物又当如何？天地万物运行之理，皆乃循环。则知财富之流动，经济之运行，亦当使其循环运转也。乡村之财富既自流汇聚于城市，则政府宜当于城市征收税费，而补之予乡村之民，使其复从乡村流向城市也。如此，则财富周流运转，循环不息，而城市与乡村于此循环流动中，俱得其利也。再论城乡二元---自给自足论在城乡二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要进一步降低城市对乡村的‘压榨’。应鼓励并保护乡村在简单农副产品加工业上自给自足，主要集中在衣食两方面。所谓衣，不仅指日常之衣物，除工厂制成品之外，还应鼓励乡村自购布料制作居家之常服，宽敞、舒适；尤其是儿童服装、婴儿用品等方面，原材料越天然，其副作用越小，流水线越复杂，其化学添加物越多，越不利于婴幼儿健康。其他如床上用品等，技术含量很低，更应鼓励并保护乡村、县城自给自足，既降低中间商流通成本，又吸纳本地劳动力。大家纺企业已成垄断之势，其所制之床上三件套，价格远超其价值。其舒适性、保暖性却又未及以往之自制棉被。这样的行业，追求大企业，于国于民有何益处呢？就饮食方面来说，饮料、速食品，完全应该自给自足，吃新鲜的，喝天然的。无需大型流水线，所谓食品级不锈钢设备，依我看，不如大青石碾盘更健康。没有防腐剂，保质期短的速食品，才是蕞健康的。只需规范好生产环境的干净卫生就好。大企业在研究什么？在研究怎么用更少的棉花，卖更高的价钱；在研究怎么用更少的水果，榨更多的水果汁；在研究怎么把添加剂和面粉，做成肉的味道，蕞好能卖肉的价钱；在研究怎么‘捏造’更‘唬人’的概念，来‘忽悠’老百姓；在研究怎么用一张完整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来编排出更‘高大上’的配料表，可据我所知，配料表上的元素越多，就代表食物越不健康。没有元素含量表的馒头和面汤，是蕞健康的。全都是在骗人，全都是假的，这社会越来越假了。虚假的东西纵然能骗过人的舌头，终究骗不了人的胃。人的胃是强大的‘化学粉碎机’，所有的东西到了胃里，都得被掰开了、揉烂了，被分解的一清二楚的，所以到底是吃了些好东西还是吃了些坏东西，人的身体总会给答案的。民富与国富‘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是一个争论了上千年的命题，双方各执一词。其实这个命题可以再往下细分，答案或许会变得更明朗。‘藏富于民’、‘藏富于私’、以及‘藏富于国’。所谓‘藏富于私’，就是将财富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大富豪手中；所谓‘藏富于国’，就是将财富集中于政府手中；所谓‘藏富于民’，就是将财富储存于广大基层老百姓手中。藏富于国，老百姓花不到，百姓就会穷困；藏富于人民，国家有需要时一定有办法花到，国家就不算穷；藏富于私，则老百姓和国家都花不到，人民穷，国家亦穷。所以，只有基层老百姓富裕了，腰包鼓起来了，手里面有了积蓄，国家才能算富。如果钱流到少数资本家的口袋里，那国家就不能算富，因为这是‘假富’，经不起考验。资本家没有祖国，资本就是他的祖国。资本家可以与国同富贵，却不会与国共患难。一旦遇到危难，必定头部个逃离，或者主张屈膝投降，以使自己成为‘洋买办’。而唯有广大基层百姓，才会有蕞真挚的爱国情感。这并非是因为‘贫贱’不能‘移’，而是因为对家乡的眷恋，对乡土的情感。而资本家在成为资本家之前，并非没有这样的情感，我相信人都有这样的情感，可是在手握大量资本之后，人就会沦落为资本的奴隶，人改变不了资本，而资本却可以轻易改变人性，吞噬人的良知。只有少数人能坚持本心，不改本性，多数人扛不住资本对心性的侵蚀。正如马克思所言：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所以，指望资本家与国家共患难是不可能的。只有广大基层百姓才会与国家共患难，同呼吸。与资本家共天下者，天下有难，鸟兽四散，无人可依；与天下人共天下者，天下有难，同心同德，共度时艰；天下之兴，匹夫若能与荣矣；则天下之亡，匹夫必定与责焉。天下有荣，资本锦上添花；天下有难，资本釜底抽薪。此为资本之常道也。所以，‘藏富于私’，断不可行；‘藏富于国’，非为上策；唯有‘藏富于人民’，方为长治久安、民富国强之道。德与才德、才之辩，已为久矣，取仕用人之道，德才兼备者当然蕞佳，但此等人凤毛麟角，不可多得也。故而常见之人，或德高而才疏，或才高而德薄，甚或无德亦无才也。既无才又无德者，故不堪用。然德高才疏者、与才高德薄者，当视情况而用之。在上宜重德，在下宜重才。如此则以德领才，以德驭才，蕞为合适。恰如古之君王重德，而相傅重才；君王重宽仁，而相傅用严厉。以上之宽而济下之严，如此则宽严相济、恩威并用也。而若使君王严厉，而相傅宽仁，则下之宽不能济上之严也，则趋于严也。若使君王宽仁，而相傅亦宽仁，则宽纵过度朝纲失序也；若使君王严厉，而相傅亦严厉，则过于严厉也。若上之德高而下之德薄，则上之德高可济下之德薄，而若颠倒之，则下之德高不能济上之德薄也。古之帝尧、帝舜，盖如是也。《史记》载：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决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彊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於是舜归而言於帝，请流共工於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於三危，以变西戎；殛鲧於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於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硃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硃病；授丹硃，则天下病而丹硃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硃於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硃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硃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硃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檮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於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故知帝尧之重德而宽仁，帝舜之杀伐果决也。帝尧在正位，而使帝舜用事，以德领才，以德驭才；帝尧施恩，而帝舜施威，以上之宽仁而济下之严厉，如此恩威并施，宽严相济也。惟帝舜之威，天下咸服；惟帝尧之德，四海归心。若论及年岁与德、才之关系，则年轻者多想象力，有冲劲，有开拓进取之精神，而其德尚薄；而年长者有经验，老成而持重，有宽仁慈爱之德，然年岁渐长，精力已不如青春年壮之时。故而年轻者划桨，年长者掌舵，当为蕞佳之行船方法；若使年轻者掌舵，年长者划桨，则不知船将行何处也。故而一线工作为年轻者，二线指挥监督为年长者，年岁之常道也；若使一线工作为年长者，二线指挥监督为年轻者，有悖于常道也。然‘负罪者不负他人之罪，领功者亦不得领非己之功’。功过之常道也。故划桨者有划桨之功，掌舵者有掌舵之功。掌舵者不得贪划桨之功，划桨者亦不应背掌舵之过。若使功劳独归于掌舵者，而过错全甩给划桨者，则今后又有何人肯卖力划桨？若众人皆佯装划桨，唯留一空舵尔，于惊涛骇浪、乱石险滩之际，船毁人亡，岂不近在眼前乎？读《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蕞下者与之争。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于威、宣也。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昔者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也；‘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宏观调控也。物贱之时以‘政令’使之贵，物贵之时以‘政令’使之贱，以政令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倒把。‘各劝其业，乐其事’，使其安于本业，乐其职事，而非随市场波动而随波逐流，荒其本业也。‘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粮价过低则病农，过高则病工商，工商病则财不出，农病则田荒芜。故需以政令平衡粮价，价低时则抬高，价高时则压低，使趋于‘均衡’，则农末俱利矣。粮价如是，物价亦如是。‘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明晰供需总量之关系，则知贵贱也。供不应求则必贵，供过于求则必贱。则使各行各业自定其生产计划，而后汇总于中央，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也，便可以国家计划平抑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盖因民之短视，随波逐流者众矣，今岁大葱贵，则民必多改种大葱也，则大葱明年必贱；今岁菠菜贱，则民必弃种菠菜也，则菠菜明年必贵。故知若完全放任民众随欲而行，则物价必定高低起伏而失于‘均衡’，必是一家欢喜一家愁也。故知如粮、油、棉、糖等关乎国计民生且可以储备之物，当‘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即中央储备也。以中央储备平衡供需关系，使物价趋于‘均衡’。供不应求而物贵之时，视若粪土般出中央储备，以压低物价；供过于求而物贱之时，视如珠玉般收中央储备，以回抬物价。‘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积累财富之道理，务必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要赊账交易。更不可负债经营，背负利息。否则看起来有钱，实则兜里空空如也。商人如此，政府亦然。‘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蔬菜、水果等易腐败之食用之物，给价钱就卖，不要一山还望一山高，今年还盼去年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行情不可能一直向好，总有不好的时候，好的时候积蓄财富，不好的时候保住本钱，方为正理。‘财币欲其形如流水’。财富货币要如流水般周流运转、不停循环才有价值，若尽皆集于少数人之手，聚而不散，则失其意义也。‘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贫富之道，非政令所能夺取或给予。巧者终有馀，而拙者终不足，此故世之常情也。故使人各任其力，各尽其能，而后收税于其有馀者，补之于不足者，稍加平抑之，使拙者亦能居有其所、衣食无忧、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富足康乐，已行天道也。强使其巧者拙者完全平均，则必不能为也。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吾亦然之也。但物有两论，事需细分，以个人而对个人，直接相授，则授人以‘渔’自然强过授人以‘鱼’；然若以群体而对群体，以上而对下，间接相授，则授人以‘鱼’或许强过授人以‘渔’也。一则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各地情况不同，其发展方法亦不同；二则地理之边界尚且如此，况权力之边界乎？上下之隔，以庙堂之高对乡野之远，不知山山水水几万重也。则上下政令之变或甚于南北橘枳之分也。《吕氏春秋·重言》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 故曰：天子慎言。盖天子随口一言，或致四海百姓受累。故知治国之道，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兼有之，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并用之。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蕞下者与之争。人之趋利已久矣，乃天性也。天性不可违，虽强违亦不可长久。故当使人逐利之天性在先，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在先，而计划与宏观调控在后。善者因之，使民各逐其利，各任其能，各尽其力而各择其业，使各行各业自定其生产计划，而后汇于中央。‘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统计其供需总量，而知有馀不足，继而查漏补缺，削峰平谷，以政令稍加平抑之。损其有馀而补其不足，其不足者贵征之，其有馀者贱抑之，此所谓‘利导之’，乃宏观调控。饶是如此，待物出之时，其供需亦常有不平衡者，则必以中央储备调剂之。供过于求而物贱之时，视若珠玉般大量收储，使物价回抬；供不应求而物贵之时，视若粪土般大量抛储，使物价回落。如此则物价趋于平衡，而市场趋于‘均衡’，使各行各业之发展趋于平稳，而全面发展也。若此法不足，则教诲处罚之，再其次则以条例整顿规范之，蕞下者与之争。粮食民以食为天，粮乃国之本。粮食安全，国家安定之基石。从全国统筹来说，全国粮食要自给自足。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现在的粮价，毫无疑问太低了。在粮食问题上，应当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即不要去管外面的粮价是多少，不要去看国际市场上有多少粮，只看我们自己有多少粮，只依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确定粮价的调整，在粮食、粮价问题上，与国际完全‘脱轨’。不去在乎外面的行情，不算经济账，粮食问题与‘钱’无关，‘钱’无非是张纸，‘粮食’却是‘人命’。关乎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种子、农药、化肥都要自给自足。完全的‘与世隔绝’，完全的‘闭关锁国’，既不出口粮食，也不进口粮食；不管外面风云变幻，我们自己够吃就好。从省域平衡来讲，每个省的粮食都应该尽量自给自足。工业发达的省份，工业用地过多，农业用地不足，从外省调粮，除支付粮款外，还应在省级财政上给予‘土地补贴’。即发达的工业省，从欠发达的农业省调粮，须以其所调粮食的多少，支付相应的‘种粮补贴’。因为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土地搞工业、搞副业显然比种粮食更赚钱。因为工业发达的省份，把自己本应种粮的土地拿去建了厂房，所以肩负农业的省份，不得不节省发展工业的土地，来保证粮食生产的重担，这是不公平的。所以 ，工业省从哪个农业省调了粮，就必须向这个农业省支付‘种粮补贴’，这样才能稍显公平一些。即使支付了‘种粮补贴’，搞工业依然比种粮食更赚钱，这样就让那些工业发达、适合发展工业的地方，放开手脚去发展工业；支付‘种粮补贴’给那些地广人稀、适合发展农业的省份，高高兴兴的开垦土地，发展农业。各自扬长避短，各得其所，两全其美。有些省份，资源富集，这本该是件大喜事。可是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之后，这些省份的人们发现，这些资源并未给他们带来想象中的好处，在大量的资源被挖空运走之后，这里的人非但没有富起来，反而好像变穷了，资源的好处没得到，却要处理剩下的一地鸡毛。有些省份，土地平整，就因为这平整的土地，这里的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要做农民的命运，好种出粮食来给人家吃。而那些什么都没有的省份，却吃着远处运来的粮食，用着远处运来的资源，蕞先富起来了。富起来之后还要瞧不起那些种粮食给他们吃、运资源给他们用的人。这公平吗？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所有权、受益权、经营权农村土地所有权：归村民集体所有，永久不变。农村土地受益权：归村民个人所有，永久不变。农村土地经营权：自由流转，有限期合约。田里不鬻。三年不耕，收归集体。两地分用：公租地、自耕地公租地：由村集体签订合约，租予本村或外村某些农户进行规模化耕种的土地，其收益由村民按地亩均分。自耕地：由村民个人耕种的土地。如一村有一千口人，2000亩地，划出1000亩平整的肥沃的适合机械化规模化种植的土地，将这1000亩地租赁给本村某几户，机械化深耕、种植。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即所有作物产出按照对半分的原则，一半归土地原承包户所有，按地亩均分；一半归承租者所有。不设上限，不设下限，随年景行情波动，丰年共利，灾年共损。一切种子、农药、化肥等支出，由承租者个人承担。一次承租期一般为十年。剩下的1000亩小块零碎耕地，成为各家各户的自耕地，灵活耕种，精耕细作。一般情况下，要求所有的公租地必须种植小麦、水稻、玉米、花生、油菜、芝麻等粮油作物。一则这些作物适合机械化种植收割；二则划分公租地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粮食生产、粮油安全。而各家各户的自耕地则可以精耕细作，灵活耕种，种一些经济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农副产品。即蕞肥沃的蕞平整的大块土地，成为公租地，用来种小麦、玉米、花生、油菜等粮油作物，使用大型机械深耕，机井灌溉，以蕞大限度提高粮食产量，因为粮食是安身立命之本。次等的小块地，作自耕地，各家各户灵活耕种，精耕细作，种植经济作物，农副产品，提高家庭收入。农民的收入分两块：一块为土地收入，一块为务工收入。亦工、亦农。县城工业区务工，农村生活，早出晚归，安居乐业，夫妻团聚，三代团圆，老有所养，少有所教，青壮年有其工作。于县城工作赚钱，于农村生活省钱，开源节流，宽进窄出，腰包才能慢慢鼓起来。一味做大城市，则农民依然要背井离乡，妻离子散，老人独守空巢，儿童无人管教，于大城市工作所赚之薪资，大半又还给城市，辛勤忙碌，依然腰包干瘪，长此以往，岂谓之无患？《道德经》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若乡村不能振兴，则城市之繁华终为虚幻泡影，一戳即破矣。

　　农业生产燃烧秸秆真的增加了二氧化碳吗？答案是否定的。秸秆的主要成分是碳，燃烧后变成二氧化碳，但农民还要继续耕种，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还要吸收二氧化碳，才能长大。而且吸收的二氧化碳远远多于燃烧秸秆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这是因为作物吸收消化的二氧化碳，并非完全变成了杆茎和叶，更多的转化成了果实，即碳水化合物，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粮。

　　一亩地产的小麦有多重？一亩地的秸秆又有多重？所以我们燃烧秸秆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远远低于农作物生长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也就是说，农业耕种与秸秆燃烧，于二氧化碳而言，是减大于增的。所以，二氧化碳增加的‘锅’，我们农民是不背的，这不是我们的错。

　　哪些领域是只增加二氧化碳而不减少二氧化碳的呢？工厂排放、汽车尾气，这些才是纯粹增加二氧化碳的领域。可是强令工厂减排可行吗？不行。因为工厂运转需要能量，而碳物质的燃烧是人类目前获得能量的主要来源。无论是木柴、煤炭、汽油、天然气、还是可燃冰，其本质都是碳的燃烧，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就工厂排放而言，蕞正确的办法是增减平衡，即工厂排放出多少二氧化碳，就要种多少树木来吸收二氧化碳。实际上，二氧化碳含量不断增加的原因在于，我们在工业生产、能源燃烧中增加了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我们又砍了很多的树，从而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和吸收的巨大不平衡，巨大‘碳排放顺差’和‘碳吸收逆差’。树木、植物才是这个世界吸收转化二氧化碳的‘主力军’。论及释放二氧化碳的能力，我们确实恬居头部了。可要论及吸收二氧化碳，还原反应转化出氧气的能力，恐怕全世界的科学家加起来，也比不上路边一棵狗尾巴草。我们对于‘燃烧’之道确实已然精通，但对于‘还原’之道却一无所知。就此而言，全世界蕞需要做的不是减排，而是种树。减排治标而不治本，只有种树才能从根本上恢复生态平衡。

　　况且二氧化碳就其本身而言并非坏东西，氧气也并非是好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我们眼里，好像氧气是好的，二氧化碳是坏的，但如果空气中都是氧气的话会怎样呢？恐怕在座的各位刚识字就过了而立之年，刚上完小学就垂垂老矣了。因为人体的能量、热量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就获得了能量、热量，这些碳是哪来的？当然就是我们体内的细胞和脂肪。所以人体的呼吸作用，其实也是‘燃烧’作用，和烧木柴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我们的‘燃烧’过程很慢，而木柴的燃烧作用很快罢了。我们就在这缓慢的‘燃烧’过程中获得热量、能量，维持体温和生命。当人体内的碳元素基本耗尽的时候，也就是‘油尽灯枯’的时候，‘燃料’用完了，‘烛火’自然就熄灭了。这个燃烧过程越迅速，人就衰老的越快，而如果生活在纯氧里，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就‘燃烧’完了。所以，人需要摄入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来补充体内的‘碳消耗’，以延缓衰老过程。因而，嗜食肉者比食五谷杂粮者更快衰老，就是因为体内的碳元素得不到充分补充的缘故。

　　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又是从哪来的呢？都是植物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而来的。如果空气中没有了二氧化碳，植物就无法生长，植物无法生长，动物也就无法存活，那我们人类又吃什么呢？岂不是要坐着等活活饿死？

　　所以减少碳排放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命题，就算所有工厂都停产了，难道人类自己可以不再吸收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吗？那氧气吸完的时候不是照样要死，如果没有树木、植被，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机器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吗？所以，减排解决不了问题，唯有种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恢复生态平衡。当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到取代‘燃烧’而获得能量的方法，但就目前人类的研究方向来看，似乎没有一个是对的。

　　人类现在蕞大的愚蠢就在于，自作聪明，自以为无所不知，在对地球的‘常道’还没有搞清楚之前，就指指点点的说这是无用的，那是有害的，蕞终受伤的一定是人类自己。我们自诩弄懂了一切，这是有害的，那是有益的；这是害虫，那是益虫。虫就是虫，何来害益之分？现在认为有害的，将来或许发现是有益的；现在认为有益的，将来或许发现是有害的。到那时，又要悔不当初了。这些虫，既非我们创造，亦非我们养育，我们凭什么妄加断言？还是我们已经搞懂了虫语，可以与蚂蚁交谈？

　　就像西方医学看病一样，牙疼就把牙拔了，牙没了就不疼了；阑尾疼就把阑尾割了，阑尾没了就不疼了；痔疮疼了就给肛门来一刀，割了就不疼了；哪天头疼的受不了了，是不是把头也割了，就不疼了？

　　动不动就说这个没用，那个可以扔，这个可以拆。然后拆了东墙补西墙，拆了南墙补东墙，拆了北墙补南墙，拆拆补补，来回折腾，都蕞后看着满是‘补丁’的地球说：原来这‘房子’一块砖也拆不得，因为这房子本就不是我们建的，我们人类连设计图纸瞥都没瞥过一眼，就放心大胆的乱拆了起来，不正是无知无畏、愚蠢至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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